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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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名在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简称FT)工作了七八年的编辑和《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聊起媒体转型时，他的口中满是抱怨。
“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呀。”他说，“2009年金融危机，我们的工资‘封冻’，没有增加，之后几年的涨幅都在通胀之下。”(英国的通胀这几年基本在2.5%~3.5%)。
传统纸质媒体转型难题摆在面前，《金融时报》正试图通过一场史无前例的变革迎接126岁生日。就在上个月，该报总编辑巴博尔(Lionel Barber)对内宣布了未来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其重头是电子化转型、采编时段和人力资源整合。
他称，上世纪70年代那种夜间作业以对各版本进行不断更新的办报方式已死。《金融时报》方面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避了诸如“2012年利润下降35%”或“因结构重组造成裁员等”敏感话题，强调印刷版报纸在2014年初改版后，会给读者带来更新阅读体验。
2014年1亿英镑削减目标
在伦敦街头售卖报纸杂志的便利小店门口，《金融时报》以其独家粉色纸张成为“报中一姐”，然而，近年来纸媒普遍不景气，“一姐”也没少遭冷遇。
本报记者从《金融时报》母公司培生集团(Pearson Group)公布的2012年财报中了解到，《金融时报》2012年的总销售额为4.43亿英镑，同比小幅上升，但其调整后经营利润则从2011年的7600万英镑下滑至4900万英镑，下降幅度超过35%。
2013年，恰逢《金融时报》迎来125周年纪念，这张百年大报犹如老人却拒绝蹒跚。“从今往后，日报的内容来自于《金融时报》网站，而不是日报给网站提供内容。新的《金融时报》将会由小型夜间工作的纸质版采编队伍和白班网络采编大团队组成。”在进入2013年尾声之际，巴博尔为《金融时报》2014年的发展定下基调：数字化的进程将更加迅速，经营模式的改变不容迟疑。
2006年走马上任的总编辑巴博尔，一直在制定改革计划。其中，削减人员和采编印刷成本、完成全面数字化转型、创建新的盈利模式，是最关键的几个方面。
自2009年以来，《金融时报》虽然没有像其他英国大报那样进行较大规模裁员，但“自我离职”(Voluntary Redundancy Scheme)计划几乎年年“见效”。“上面基本不敢主动裁员，主要是工会起到一定作用，走的人基本上要么自己有更好的出路，要么就是和报社达成一定条件。”一名曾经在《金融时报》工作的记者透露，“除了2011年，每年都有人被劝辞。而2013年，35个‘自我离职’计划指标中，有10人最终被安排到了数字化岗位，保住了工作。”
到2013年年初，巴博尔给员工的统发邮件中称“我们鼓励那些想离开《金融时报》的人采取行动”，并称“自我离职”计划和部分采编人员岗位重新安排能够节约160万英镑开支。
今年3月，培生集团新上任的首席执行官约翰・法隆(John Fallon)向《金融时报》提出一项2014年必须削减1亿英镑成本的计划。他表示，除了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其他地区都不能新增工作岗位。
就在上个月，巴博尔再次向全体员工发话，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不仅继续调整人才结构和工作岗位安排，更宣布2014年上半年，将推出所谓的“全球单行版”(A single edition)，也就是进一步减少晚班编辑版面更新次数，而将主要内容和更新信息放在网络版。
巴博尔宣布的这个所谓“单行印刷版”并非人们理解的全球各地读者读到一个版本的报纸，而是指每天在各地只出版一个编辑版本，不再出更新版本，更多更新内容由网络版来体现。这也可以被看作是实施“1亿削减”计划中一项看得到成效的措施。
尽管如此，《金融时报》向本报记者强调了纸质印刷版会继续满足传统读者的习惯，“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纸版依然是我们重要的载体形式，我们会继续在各地印刷国际版，继续吸引各地广告商。”
数字化先行和多渠道经营
培生集团2012年财报显示，《金融时报》的数字订户第一次超过了纸质阅读订户，占总发行量比例为52.5%，另外，报纸有350万APP读者。2012年，数字化及相关服务在《金融时报》的营收占比已达50%，而在2008年时，该占比只有31%。从数字上看，《金融时报》向数字化的转型似乎正渐入佳境。
本报记者查询培生集团2013年三季报发现，《金融时报》报纸和电子发行量达到125年来的新高，前9个月同比增长5%至62.9万，其中，电子订户猛增24%至38.7万，占总发行量比例提高到61.5%。
与此同时，技术革新和技术开发迅速，现在读者在《金融时报》网站主页右下角上能够看到的和能够享用到的各类数字化服务系统和工具已经相当丰富。除此之外，报纸还有根据读者阅读内容自动跳转提供相关文章或视频等智能匹配(FT Smart Match)。所有这一切，正迅速组合成一个多元的综合性盈利体系。
“我们正在从新闻产业向网络产业转变。”巴博尔说。而网络产业为新闻和商业信息展开的传播“翅膀”，其创造的价值是传统纸质媒体完全无法比拟的。
对于《金融时报》来说，另一个创利渠道是其品牌效应下的各种培训和教育项目。2012年，有来自各界的150人参加了《金融时报》非行政执行董事(相当于硕士学位)学业证书的学习，而一个叫做FT Newslines的《金融时报》文章网上注解和分享系统已经被各大商学院学生运用在日常学习中。
不得不提到的是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虽然《金融时报》中文网是免费阅读的，但其有多项专门为中国市场设计的在线收费服务项目，其中除了前面提到的非行政执行官证书，还包括了一个提供东南亚独家经济内情和分析报告的数字阅览平台(ASEAN Confidential)以及一个可以在网上完成的《金融时报》中文MBA课程APP。
在2013年之前，培生集团以教育、企鹅出版社(Penguin )和《金融时报》集团(FT Group)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其中教育是大头，2012年《金融时报》集团的销售额连教育板块的10%不到。因此在今年培生集团新领导层上台调整集团架构时，将《金融时报》集团合并到了职业教育板块之中。作为一个可以承载培生各种教育项目、极具专业能力且影响广泛的巨大平台，《金融时报》在教育项目方面的扩张和得益应该会更见成效。
采编队伍结构调整遭遇挑战
目前《金融时报》全球共有雇员2000人，其中600人为采编人员，遍布40个国家和地区。在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传统报人的工作习惯、时间和方法不得不发生改变。
从巴博尔上个月给全体员工的备忘录中可以觉察到他的担忧，他三番五次提到新的改变是对采编人员的挑战，必须跟上数字化的步伐。“我们的采编团队在坚持原创性及调查性的同时，将从对新闻的快速反应向不断补充挖掘和完善更深层意义内容的转变。”他说，“编辑将要做更多的前期策划，并需更知性地为网络及印刷版选择和审核更多资源。这需要编辑与记者在思维模式上进行转变，这是通向数字时代的必经之路。”
“做日报的习惯了夜间工作，对于记者来说，以前只要盯着截稿时间写完稿件就可以了，现在的方式则与通讯社相似，需要不断更新稿件内容和最新信息。”一名加入了《金融时报》工会的晚班编辑向本报记者抱怨，“对于我们夜班编辑来说，目前是一周四个工作日，如果把主要工作都挪到白天，这个四天工作制估计是不能保证。最近工会方面也正在密切关注这些即将发生的改变可能对员工造成的利益损失和影响。”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金融时报》目前正处在把晚班人员调往白班的过程中。从管理层来说，他们希望能够以最快速度完成调动，但遭到员工和工会的一些阻力，因此目前仍处于自愿选择阶段。
“记者没有固定排班，视每天新闻的情况而定，但网络版的责任编辑和其他编辑轮值排班时间，是相对复杂且调整阻力较大的一块，也是工会和管理层谈判的一个焦点。”上述人士称，其中正在商讨的包括工作时段的调整，午夜12时至上午8时的工作时间实行最有难度，谈判筹码最高。
但巴博尔对此态度非常坚决，他提醒那些正在面临变化和挑战的采编人员，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未来的个人机遇所在。
在本报记者发稿之时，巴博尔正在新德里采访印度央行行长。确实，无论技术如何日新月异，承载和传播方式如何改变，内容依然是媒体的立足根本。 插图/苏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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