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脱欧看人类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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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智勇

英国脱欧中有一个小插曲，强烈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41岁的下院议员乔·考克斯6/16日在一家图书馆外被人开枪打死，嫌疑人托马斯·迈尔(Thomas Mair)回答说，“我的名字叫‘叛国者死，给不列颠自由’。”透过欧盟、英国、叛国、自由这些字眼我们可以发现脱欧并不只是一场偶然的短期利益博弈，也可以看成在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那些大词的再现，比如世界主义，民族主义，恐怖主义。

世界其实是这样的

自从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大融合趋势就越来越明显，但在融合的过程中强国、弱国、穷国、富国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其关键是大融合过程中，大家的付出回报问题。

对于富国、强国，由于技术产品上的优势，所以最希望获得的是市场，而对于穷国和弱国往往只能用原材料或低附加值产品来换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用衣服来换飞机，所以它们最需要的其实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就可以分享富国的收益。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是一边融合一边双向设卡，但大多时候还是富国和强国更强势一些，因此我们清晰的可以感觉到获得发达国家的产品要远比获得签证容易。这次骨子里也还是这问题，英国人想获得市场，但不想和那些穷国做人口对流，让对流来的人口分享自己的社会财富，冲击自己的就业体系。

显然弱国和穷国完全开放市场就会导致自己很多产业一蹶不振，国运下降，于是就产生了两个大词，一个叫世界主义，一个叫民族主义。这两者的核心差别是从世界主义的视角看一个民族打开胸怀，放弃自己，彻底融入更有力量的文明的世界秩序没什么不好，比如很多殖民地的深度西化；民族主义则是说我不要按照你的秩序来，因为那样我肯定是二等公民，按你的秩序撵上你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很多的冲突都可以从这两个视角进行解读，包括各种贸易摩擦。

再接下来富国和强国可能会觉得，你凭什么不开放按照我的秩序来，我力量大，不这样做我就打你，于是就出现了第三个大词叫霸权主义。这时候仍然有人不服，但很尴尬的是这些想对抗的由于工业基础的薄弱，又真的没力量做直接对抗，这样一来在相信彻底融入富国和强国的秩序对自己是一条不归路时，民族主义就容易走向极端化，一极端化就容易滋生所谓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可以看成是一种在力量彻底失衡下的对抗形式。这就是可以从“叛国者死，给不列颠自由”的口号里能嗅到的那一点特别的味道！

脱欧一事，骨子里可以看成是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对抗的一种延续，但由于英国特别的政治制度，导致这种对抗变的柔和很多，不再像以往那么刀光剑影。这点看纽约时报对此的总结，感受可以更清晰一些：

支持退出的人表示，过去四年里，欧盟在规模和官僚体制的势力范围上发生了巨变，削弱了英国的影响力和主权。

希望留在欧盟的人则认为，作为一个中等大小的岛国，英国要加入一个由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的更大的阵营，才能在世界上拥有真正的影响力和安全，并表示退出欧盟会在经济上付出巨大代价。

英国的尴尬是长线看欧洲和世界一定是趋于融合，真想成为领导者，那就要在融合后的新秩序下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这需要新的长期努力，但短期来看似乎自己付出更多，包括会费、从穷成员国来的大量人口等。这样就要掂量值不值得。

这并非新问题，在一个国家内部一样存在同样的问题：我纳税之后究竟收到了多少与我相关的公共服务，如果出最多的钱，但其实享受最差的公共服务，或者让没付出的人搭了便车，那没选择的时候大家最多骂人，有选择的时候，当然就会有公投这类事情发生。

在脱欧这事情上容易看到的点是长期的利益和短期的利益的博弈，但背后的核心点其实是欧盟这个机构本身的效率和能力。当不同国家选择融合方向的时候，那就一定有欧盟这样的机构出现来负担解决公共事务，而欧盟这样的机构不只解决问题其实也还消耗资源。即使假设一切决策都是正确的，那所有收益也必须减掉大机构消耗掉的资源才是真正的收益，所以说这样的大机构本身就是融合的最大的变量。那显然的最值得考虑的问题其实是人类到底能不能搞定这类大机构的效率问题？根据过去的状况看，答案并不乐观。

人类到底能不能搞定这问题

历史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人本身在有限的历史进程之中进化不多，所以一切和人重度相关的点都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参照，并且很有参照价值。反之真和生产力相关的事情，可参照性就很差。

如果说在大融合过程中，新产生的欧盟这样的公共机构自身才是最大的变量，那从过往历史看，这事按现有方法搞定的几率很低。

所有欧盟这样的机构都是以搭建庞大官僚机构的方式来履行自己的责任的，而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官僚机构都会体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比如低效、权责利比例失衡等。这里面的核心原因是人的先天属性不太适合做这类公共事务。

无私和有情、有欲在这种公共事务上的对冲特别明显。有情所以有私，有私就很难彻底的公心公论。既然人有远近亲疏，那当事人肯定更倾向于保护离自己近的人，所以我们才是一个有情的世界。但也正是这种情感会驱动人们把公共服务项目变成自家的地盘。在公共服务上产生远近亲疏的差异无疑并不合适。公共服务的本质含义是处理个人无法解决问题，所以人们让渡出部分自己的资源和权利，形成公共部分，并反过来从中享受一般性的公共服务。这就好比纳税后修路，那当然所有人要按照相同的交通规则来享受路权。这就是无私与有情有欲必然冲突的地方：一方面要求完全遵守规则，冷酷无情；一方面则会受现实因素，必然会有某种先天倾向，爱自己家人、亲人、国家其实都是私。

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先天上更是一种有情、有欲、有私的生物，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才能超越这种藩篱，升华出大我，那我们就会发现大型官僚机构一定低效，并且越来越难以履行自己的责任。因为大型官僚机构事实上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有私、有情突破了规则，那就是贪腐谋私，卡梅伦允许公投不一定是真因为民主的信念，也许是因为某种个人或党派的需要；一种则是例行公事，那就是去掉了激情的工作，不太可能会高效。指望这类机构维持某种秩序是可能的，但指望它有担当的来处理复杂多变经济形势，平衡多方利益那就不太靠谱。一方面是联盟机构的只可能低效，并更多谋取局部利益，一方面是复杂多变的经济政治形势，一方面的民众更多的关注短期视角，这三者叠加到一起，只可能导致欧盟这样的机构需要承担所有和自己相关的不想关的负面结果，越走越困难。

再朴素一点类比，合资公司都往往因为各怀鬼胎而死的惨不忍睹，何况“合资”国家。

人工智能可以扮演的角色

所有上面说的问题骨子里是一种个人与国家、国家与欧盟、国家与国家上的权利、责任、利益的分割，而这问题植根于人的生物特征，基本可以认为在当前的政治框架下是不可能解决的。这就好比英国在今天会因为移民、会费问题而脱欧，但若干年后很可能就又因为经济出现困难，再在某些有心人的推动下，又再次要加入欧盟，但上面说的那些问题并不会因为这种行为变迁而发生改变，这些活动很像特定模式的简单重复。

但未来其实也没有那么悲观，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种世界：

第一个假设是未来世界的数据化程度是充分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究竟做了多少贡献，消耗多少东西是实际上是可追溯可度量的。

第二个假设是在非创意型，可以提供充分上下文信息的领域，人工智能可以取代人。也就是说大部分公务工作不由人来做，而是由机器人来做。只有极少数真有政治抱负，能超越自我的人才真正亲身介入公共事务的处理，但这些人主要做价值判断，不做具体利益切割和分配。这样一来即使个人是数据化的，但个人数据只对某个智能开放，人是不能直接见到个人数据的。

第一个假设可以解决权利责任、付出回报不对等问题，第二个假设可以解决公共事务低效、局部利益争夺拖慢整个官僚机构效率问题。只有当这样的基础得以存在，世界主义才可能不退化成一种经济掠夺的手段，并且不停的和民族主义产生碰撞。

小结

从人的先天属性、从利益分割的角度来解析身边事件时，往往能看到的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从技术、从组织结构的视角进行解读则可以看到些未来的方向。脱欧一事也正适合从这两方面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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